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Red Scare takes us beyond the familiar story of McCarthyism and the Hollywood blacklists and toward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ountry went through at a time of moral questioning and perceived threat from the Left
· 揭示我们逐步进入现代经济时代的过程，对韦伯的批评、回应和补充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语世界销量顶尖的史学著作，影响英国的现代政治和社会福利改革 本书堪称20世纪政治经济领域内最伟大的经典之一。托尼凭借广博的经济知识和翔实的历史资料，以恢弘的气势和华丽的文字，回溯了宗教改革前夕 直至17世纪末叶经济生活逐步摆脱神学理论控制的过程，并以此为背景，考察分析了神学理论本身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英国清教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如何影响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托尼有关宗教思想、道德观念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相作用的论述，可以看作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著名命题的回应、批评和补充。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利益和道德思考不再互相隔离，经济伦理越来越成为各界共同瞩目的紧迫问题的情况下，本书甚至比它初次面世时更为引人注目，也更具有启迪意义。
汤因比是谁？ 崇拜者：他是精神导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 批判者：他是自认的“先知”，是半神秘主义的传播者。 熟悉者：他是腼腆、不善待人接物、充满矛盾的名人。 同情者：他是巨大光环下忍受心灵折磨的凡人。 不论你如何评定汤因比，这本传记值得一读。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传记，作者是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本书讲述了汤因比从童年到老年各阶段的人生经历，揭露了家庭环境对汤因比思想的影响，汤因比如何孜孜不倦地写出《历史研究》这部巨著，汤因比在专业学者和普通大众中的声望如何形成，同时还剖析了汤因比学术上的 得与失，并对如何看待汤因比的史学成就作出了评判。麦克尼尔受汤因比家人邀请撰写本书，使用了大量一手史料，客观、准确地还原了汤因比的一生。尽管麦克尼尔与汤因比家族关系密切，但他并没有故意拔高或贬低汤因比形象，而是尽可能不偏不倚地进行评价，对汤因比的事业和家庭生活都进行了详细的探析，对一些令人难堪的事件也并不避讳。 本书不仅是难得一见的汤因比传记作品，还是一部史学佳作，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检讨西方史学发展路径。如同麦克尼尔所称，“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一部世界史领域的作品，因为汤因比思想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由于汤因比的全球性影响力、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对其生平和学术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世界史、全球史、西方史学史的一种检讨。汤因比在享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遭受不少批判，这些批判的影响力仍旧在长期发酵。麦克尼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写出这部传记，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重建对汤因比的公允评价。
and between the ever-shifting web of alliances and the encroaching hand of the law that pushes them further and further underground
我们工作的理由, 不工作的理由, 不能工作的理由 新疆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